【校史】记住那个英国人,他叫金达(三)

来源:竢实扬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永琪     日期:2016-04-15   点击数:8010  

三·问路中国

日本局势动荡未止,萨摩(Satruma)起义之后,金达乘坐一只小船,从萨摩出发穿过岛原(Shimabari)海湾,最后到了紫地(Kutichinotsi),曾经想在此筹划煤炭贸易场所,但这个计划看来并不顺利。漂泊未定的金达依然望不到未来。看来是不得不跟日本说再见的时候了,尽管此时的金达已经有了一位日本女友,他还是毅然决定去中国碰碰运气。

1877年6月,金达来到当时的东方都市上海,在那里不断有欧洲的工程师们远涉重洋,希望在这个东方帝国的洋务事业中获得机会,金达也四处活动。正是在上海,金达遇到了两位正要前往唐山开发新矿业项目的英国工程师梅塞(Messr)和伯内特(R.R.Burnett,又译薄内)。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正在大力发展矿业,以便为北洋海军的军舰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煤炭。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正在四处招兵买马,购置机器,依西法采煤。

早在1875年10月,唐廷枢就在马立师(Morris)的陪同下考察了开平地区的铁矿产资源。1876年11月14日,唐廷枢向李鸿章提交了关于开平煤矿的详细勘察报告,他称,“英国煤上海时价每吨八两,新南煤七两,东洋煤每吨六两,台湾煤四两五钱至五两。现在开平煤每吨二两七钱。由开平牛车至芦台,每吨运费合二两二钱,由芦台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银五钱,天津上下力银二钱,共五两六钱。若轮船买用,每百斤加税银四分,合银七钱;又下力一钱,共六两四钱。无怪轮船不肯买用。即使仿照西法开采,计每吨银一两,可省山价一两七钱,百吨亦需四两七钱。此等此等价值只可在天津售于民用。若运上海以拒洋煤,须加水脚银一两有零,上落栈租半税六钱,合计每吨六两有多,断难出售……”。若要提高开平煤的竞争力,只有降低运输成本;而要降低运输成本,则必须修筑铁路。

唐廷枢预测,铁路筑成后,每吨开平煤运至上海也“只需成本银四两,不独可拒洋煤,尚属有利五钱”。因此他明确提出,“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并使轮船招商局每年“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经逐项框算,由开平至涧河口约筑铁路一百华里,共需工本银四十万两,并且得益于节省了在开平和芦台间的牛车运输费用,可以在十年内收回投资。唐廷枢指出:“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唐廷枢同时建议注资五十万两白银筹建官督商办公司以开采没铁矿和修建铁路。

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唐廷枢于1877年9月9日对原先的计划做了少许修改,他禀陈李鸿章说:“若煤铁并运,即须自筑铁路,方可大见利益。是台北矿务,煤井未开,铁路先已筑成,正此之谓。盖煤本不难取,所难者使其逐日运出费力。若能仿照台北筑做用马拖车小铁路一条,非但煤铁容易运出,即熔铁炉锅、拉铁机器等重物,均无难运进矣。”

他还说:“百里铁路需银四十万两,去年曾经禀明。本年六月至台北,查明该处铁路价值亦属相仿。若有铁路运煤,便可多开一井。是煤铁铁路一齐开办,仍须按照去年所禀八十万之数,方能集事。”

由此可以看出,唐廷枢一直是把修筑铁路作为开平采煤的一个必要条件。李鸿章本人也认为,采煤与铁路应同时进行。看来,金达到中国来得正是时候。通过介绍,他先与天津税务司、神通广大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搭上了关系,并得以见到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廷枢。金达在铁路和矿山方面的经验为唐廷枢所看重。差不多在开平矿务局于1878年7月24日正式成立的前后,金达来到唐山,一个月之后,他便加入了开平矿总工程师、英国人伯内特和年轻的采矿工程师莫尔斯沃思(J.M.Molesworth)的团队,被聘为承办筑路工程的主任工程师。

据金达本人1891年在英国土木工程师会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刚开始矿务局计划直接修筑一条唐山到芦台的铁路,线路长度为29英里(约合93里)。芦台是东岸一个重要的城镇,从那里再将煤炭装船运往天津或上海,这是唐山煤炭外运天津最近的一条路。

但是铁路计划一波三折,刚开始清政府已经同意铁路计划,金达也已经开始订购测量仪器与工具。然而,筑路计划但遭到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虽然几经努力该计划最终还是夭折了。到了10月,政府否决了筑路计划。当时外国人在华开办的英文报纸报道说,“自开平煤矿至海岸修筑铁路之议,业已打消”。

据说,取消该计划的其主要原因是“铁路必经之地大半系旗地”,旗人不愿将土地卖给开平供筑路用,“如躲避此等旗地,另筑曲折的路线,则将所费不赀。”

开平矿局于是在11月决定“开挖一条煤矿至运河的人工运煤河,总造价为八万两白银”。河道从蓟运河畔开始,这一工程也由金达负责。

与筑路计划辗转反复不同,采煤工程倒是进展顺利。从1878年9月16日唐山乔屯西南掘开唐山矿第一口竖井开始,从西方进口的钻机等机器陆续抵达上海,同时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利用航行于上海-烟台-天津航线、号称装备最齐全的船舶“保大”号蒸汽船以及其他船只,陆续运送矿山和铁路所需的物资。在唐山开凿的1号和2号煤矿竖井陆续建成后,唐廷枢颇为着急,煤炭运输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迫于无奈,唐廷枢只好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这一办法的提出也与当时清廷对待铁路争议的态度大有关联。

1880年年初,因在伊犁问题上中俄两国发生军事对峙,直隶提督刘铭传向清廷提出应修建铁路等多项国防设施。李鸿章随即跟进,提交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洋洋四千多字,从“国计、军政、民生”等九个方面,论证了铁路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国家铁路网的想法,以及如何引进外资加快铁路建设的构想。

岂料,李鸿章和刘铭传的言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再次猛攻,认为这是“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的“邪说”,看那架势,非把李鸿章和刘铭传整垮不可。李鸿章昂然面对,也予以猛烈还击。当时主持清廷日常工作的恭亲王为了维护政局,赶紧将论辩双方都压制下去,铁路之事,“着无庸议”,放一放再说。然而令李鸿章感到意外的是,因儿子入继皇位已经避嫌退居二线多年的醇亲王,私下给他写信,对兴建铁路表示支持,并建议李鸿章先悄悄地搞些试点,不妨“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这实际上成为李鸿章兴建唐胥铁路的重要精神支撑。论战之后,李鸿章发现与其花精力通过舌战来统一思想认识,不如转变策略,悄悄地进村,霸王巧上弓,等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生米倒也现成,矿山铁路怎么着也得修。这年10月9日,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禀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由》中说:“开河一道,取名‘煤河’,由芦台向东北,直抵丰润属之胥各庄,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直抵煤厂。”这段 “快车路”实际上就是铁路。因为此路段地势陡峻,不宜开凿运河。

1881年3月29日,唐廷枢也在给李鸿章《禀开平煤矿情形恳乞奏请援照台湾之例减轻出口税由》中称:“六年九月内禀明宪台批准,于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东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筑硬路十五里,直抵矿工,共需银十余万两,统归矿局自筹,未领款分文,……经已兴工挑挖,本年四月可期一律挑成。”并说:“伏维矿本三年来置用机器、延订洋匠工司及买地亩并筑路挑河经费,共用成本七十余万两。成本既重,煤价亦因之而昂。”

李鸿章后来在奏报朝廷时称之为“马路”。他在1881年5月29日禀清廷《直境开办矿务折》则说:“惟煤产出海,销路较广。由唐山至天津必经芦台,陆路转运维艰。若夏秋山水涨发节节阻滞,车马亦不能用。因于六年九月议定兴修水利,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接筑马路十五里,直抵矿所,共需银十数万两,统归矿局筹捐。”李鸿章声称不使用蒸汽机车,而用蓄力来牵引。这下子,人们无话可说了(待续)。